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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洪才博客

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,金融学教授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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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洪才: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、研究员、教授。1996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。曾任国经中心信息部部长、首都经贸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、风投公司高管、证券公司高管、中央银行官员、中国石化助理工程师。独著:《变革的时代: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》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》《大国金融方略: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》等。主编《工资、汇率与顺差: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》《投资银行学》和《期货投资学》等。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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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稳增长”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改革   

2012-07-05 14:28:3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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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增长”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改革

——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》著作前言

徐洪才

“稳增长”是近期里的一项紧迫任务。但从长期看,根本排除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内在的“不稳定”因素,则需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,中国逐步建立了一个“两头在外”、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,与此同时,政府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,而消费需求却长期严重不足。这种建立在劳动者低工资和资源高消耗、粗放经营基础上的“世界工厂”型经济模式,在增加就业和积累外汇储备方面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面对新的形势,继续实行这种模式,路子将会越走越窄。

 2009年初,笔者在《大国金融方略——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》一书中,曾对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心存疑虑。主要担心:这可能会挤压民间投资,透支居民消费,推动资产泡沫,增加通胀压力,并造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。现在看来,这些担心并非多余。2011年下半年以来,随着前期刺激经济政策逐步退出、反通胀政策影响的滞后显现,在外需急剧下降的“叠加”作用下,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过快下滑的局面。针对这一情况,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调整工作重心,提出要把“稳增长”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。

眼下,政府已经开始启动新一轮的“稳增长”政策,政策手段仍然是刺激总需求,主要靠增加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,相当一部分资金仍然要流进“铁公鸡”领域。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周期长、收益低,经济总体投资回报率下降,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必然会递减。随着投资规模越来越大,货币投放越来越多,经济主体负债水平越来越高,投资回报越来越低,结构扭曲和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恶化,因此出现了刺激经济所需资源规模和资源动员潜力越来越不匹配,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长期居高不下。

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,就是放松货币,可以立竿见影,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另一个思路是深化改革,改变现有利益格局,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。短期里,仍要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,以“补投资”为重点,从而“稳出口”和“促消费”,为经济止跌企稳注入动力。“补投资”的关键是推动投资重点转移、优化投资结构,适当扩大民生领域等薄弱环节的项目投资,例如扩大教育、医疗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投资,通过加速折旧、增加财政补贴,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,帮助企业消化日益增加的经营成本,以“补投资”来推动“稳出口”和“促消费”。

但是,不应低估目前这种刺激政策实施的困难和高估政策实施的效果。

三年前,出台“四万亿投资”刺激政策的时候,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实际已经非常严重了。现在产能过剩矛盾比三年前更加严重,这制约了政府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。更重要的是,扩大投资固然可以增加需求,但并没有增加最终需求,而且这些需求迟早要变成供给,因此增加投资最终将增加供给,进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。近年来,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出现的民间借贷危机,根本原因就在于产能过剩和产业投资回报低下,在金融部门高度垄断和实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下,部分民营企业资金链出现了断裂。

现在“稳增长”的主流观点,除了主张放松货币以外,还配合以“结构性减税”政策,从“供给端”入手,即减轻小微企业的税负,以此恢复经济增长动力。笔者认为,对此也不应给予过高的期许,因为放松货币和减税都是作用于供给方面。目前,中国经济问题并非供给不足,而是需求严重不振,没有了需求,再多的投资也只能增加更多的库存和亏损,因此导致企业普遍缺乏贷款意愿。今年以来,货币政策逐步放松,但贷款却增长缓慢,主要是由于中长期贷款需求萎缩。2000年以来,中长期贷款比重逐步上升到70%以上,今年上半年却骤然下跌到30%以下。5月份,广义货币M2增长率又回到13%以上水平,但是狭义货币M1增长率却处于4%以下,表明在最终需求没有增加的情况下,放松货币只能促使交易货币转变为定期存款。

也许有人会提出,实施“中国版”的货币政策“扭转操作”如何?即中央银行在债券市场上“买短卖长”,从而压低长期利率水平、促进经济增长。但是,众所周知,中国利率市场化水平很低,国债市场结构不合理,利率信号长期扭曲,并未形成“平滑”的收益率曲线,而且国有企业对利率敏感性不强,而民营企业在资金“可得性”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,因此不可高估这一政策效果。更何况,美联储的“扭转操作”主要是为了促进消费,而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消费驱动型的经济,因而缺乏实施“扭转操作”政策的诸多现实条件。

另外,也不应高估减税政策的效果。这是因为产能过剩压低了企业盈利水平,限制了减税政策的空间。今年以来,随着经济增速下降,政府税收急剧减少。如果实施减税政策,就必然要依靠增加政府负债,这将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压。在前期实施“四万亿”刺激经济的过程中,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“投融资平台”借了很多银行贷款,尤其是发行了很多地方债,负债总额已经高达10万亿元。今后三年将是地方政府的还债高峰期,继续增加政府负债不仅会继续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,也极大地限制了政府扩张投资的空间。

因此,“稳增长”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。

近日里,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现状,提出了从加快五个方面的改革入手,发掘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: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,释放消费需求潜力;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,释放资本潜力;三是强化激励机制,释放技术创新潜力;四是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,释放劳动力潜力;五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,释放土地潜力。他认为,通过综合配套推进各项改革,激发出各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,因此完全能够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再保持20年或更长时间。

应该说,以上五个方面改革确实击中了中国经济“稳增长”和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要害。但问题是,加快这五个方面改革也并非今天才认识到的,而且人们对这些方面改革已经有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,但是打破现有利益结构是非常困难的,这就需要领导层拿出更大的改革决心和勇气。

   

本书收录了2009年下半年以来本人跟踪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学术成果。在这一时期里,中国经济逐渐走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,而本人也于2010年初加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、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角色“转型”。原先我长期研究企业融资和资本市场等微观问题,现在则动态跟踪研究货币政策、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等宏观问题,这对我确实是一个挑战。

三年来,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要领导曾培炎、王春正、魏礼群、郑新立和魏建国等同志,对我的工作和学术研究给予了直接指导,国经中心的各位同事也给了我数不清的支持和帮助,这让我终生受益。借此机会,我要对各位领导和同事表示真诚感谢。同时,也要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许琳等同志表示感谢,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这本小书得以顺利出版。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李宜华,是她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理解和支持。

时光在飞速流逝。三年前,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早晨,我冒着凛冽寒风走出了北京市西四地铁站,义无返顾地向西安门大街22院迈进。三年来,一路汗水,历经创业艰辛。未来任重道远,我将继续“仰望星空”,开拓前行。

 

徐洪才

2012年6月28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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